慈傳媒《中國慈善家》：所以地主并非我們所聽到的都是惡霸。

易中天：也有為富不仁的，也有為富有仁的。為富不一定不仁。我們一定要糾正“為富不仁”、“無奸不商”這些錯誤的觀點。

慈傳媒《中國慈善家》：教育內容有問題?

易中天：那是為了階級斗爭的需要。地主做了很多慈善，是有傳統(tǒng)的。一旦到了災年，地主、商人都要把糧食拿出來，熬粥、施粥。民間的這個傳統(tǒng)一直有。

慈傳媒《中國慈善家》：所以我們往往忽視了一個“下面的問題”，在縣政之下，是否主要依靠士紳階層主持修橋鋪路、教育和公益等，以此達到優(yōu)良的秩序?

易中天：是，我們傳統(tǒng)社會一直嚴格實行政權只到縣，郡縣制最基層的就是縣?？赡苁堑搅嗣鞔院?，縣官是不能出城的，一旦出城叫做擾民。那么縣以下的鄉(xiāng)村就是自治。要知道小農經濟是男耕女織、四世同堂、聚族而居，各個鄉(xiāng)村就是一個宗族組織，嚴格說宗族組織都是家人，有的富一點，有的窮一點，但是有血緣關系，慈善是本家族的調節(jié)，所以更多還不是我們現(xiàn)在意義上的慈善概念。所以會有慈善這個傳統(tǒng)，很自然。

 

談傳統(tǒng)商人：富而不貴

 

慈傳媒《中國慈善家》：宋朝之后，尤其明清時期，徽商、晉商等商人群體出現(xiàn)，他們資助各地的民間書院，甚至資助文人學子和藝術家的創(chuàng)作。他們對更為寬廣的公益也有很大貢獻?

易中天：對，對。包括民國時期杜月笙這些人都做，資助文化事業(yè)。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也是這樣。錢多了就會資助文化事業(yè)。有人曾做過研究，認為美術史應該寫成美術贊助史。沒有這些人來贊助，包括皇族、王室、世家大族、巨商，很多藝術品不可能完成，像建筑藝術品、雕塑、壁畫，都是需要錢的，自己搞不了。但是資助和慈善還是兩個概念，不能混為一談。藝術家可以接受資助，不可以接受慈善，因為在大多數(shù)人心目中，接受慈善的應該是弱勢群體。

慈傳媒《中國慈善家》：資助文化藝術都是公益。

易中天：對，都是。做公益和做慈善還是不太一樣。從心理層面來講，做慈善是一種愛心，有情感;公益是認為這個事情是有意義的，這個事情需要錢，而做這個事情的又沒有錢。做公益更是為了事業(yè)，比如文化藝術事業(yè)，不能說從事文化藝術事業(yè)的人是弱勢群體，并不是需要同情和憐憫的對象。

慈傳媒《中國慈善家》：自明朝出現(xiàn)了“儒賈”，也就是現(xiàn)在所說的儒商，他們對儒學和文化表現(xiàn)出足夠的親近，結交文人，對社會公益有熱情。怎么看獨特的儒商?

易中天：行商坐賈，到處行走的叫商，開店的叫賈。商人親近儒家文化有兩個原因。一個原因是，中國從西周開始，就是一個宗法社會，或叫宗族社會。西周創(chuàng)立了四種制度：經濟制度是井田制，政治制度是封建制，社會制度是宗法制，文化制度是禮樂制。秦漢以后，井田制和封建制沒有了，但是宗法制和禮樂制完整地保留了下來。儒家思想與宗法制、小農經濟相適應，最適合這個制度。所以商人不能例外，天然地會親近儒家思想。

第二個原因，獨尊儒術以后，歷朝歷代有一個制度，只有學習儒家的經典才能通過正常的途徑走入仕途。而秦漢以后我們的社會就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，皇帝、皇族以下，地位最高的就是官員，我們又是個宗法社會，宗法社會講的就是光宗耀祖。怎樣才能光宗耀祖呢?讀書做官。商人積累了一定的財富之后，說得難聽點，就像黑社會要變成“白社會”一樣，他們總覺得自己社會地位低下。因為秦漢以后，平民分四等，士農工商。有人說中國歷史上是輕商的，其實嚴格的說不是這樣的，對商業(yè)這個行當，從來沒有哪個王朝會宣布商業(yè)是非法的，只是把位置排到最低，是瞧不起商人的。

慈傳媒《中國慈善家》：為什么傳統(tǒng)中一直瞧不起商人?

易中天：由于從秦始皇開始到清朝，一直是中央集權，但未必是專制主義，并不是中國歷代王朝都是專制主義，應該說開始的時候是集權不專制，但是慢慢的從集權走向專制，從專制走向獨裁，到了康熙、雍正的時候完全就是獨裁了，不僅是專制而且是獨裁了。這樣的制度，是不允許民間資本超過政府的經濟力量的，政府非常擔心。民間資本一旦超過了政府的力量，它就會顛覆政權，因此大量地制造不當輿論，比方說無商不奸、為富不仁。這樣的詞匯深入人心，以致于很多人一提起商業(yè)、商人、商品就認為是貶義詞，甚至可以把商業(yè)、商品、商人作為一個貶義的前提來問你問題，比方說你對學術商品化怎么看?這個問題實際上已經隱含了貶義在里面，一旦商品化就是無恥的、下流的、沒有底線的、不道德的，等等，這是誤導。

慈傳媒《中國慈善家》：在這樣的制度環(huán)境中，商人雖然有錢，很難得到真正的尊敬?

易中天：商人是富而不貴，商人還要想成為“貴人”。漢代規(guī)定商人再有錢，不能穿絲綢，不能坐什么車。商人覺得賺了那么多錢都白賺了，所以漢代有個規(guī)定是可以買官的，從漢武帝時就開始賣官了，政府的錢不夠用了。商人就可以改換身份，像胡雪巖，就是為了換一個黃馬褂。

慈傳媒《中國慈善家》：所以他也因此受到詬病。

易中天：這個事情，我認為要給予歷史的同情。當時，作為商人，第一要安全，第二是生存，第三是發(fā)展，都需要有官方背景，就捐官。平時胡雪巖也不穿官服，但是碰到一些官員欺負他，他的官服就起作用了。如果捐得個四品道臺，縣太爺就不敢欺負他，還得給他行禮。他獲賞黃馬褂，黃馬褂是很管用的。

慈傳媒《中國慈善家》：同時，胡雪巖也做大量慈善，與獲取黃馬褂會有關聯(lián)嗎?

易中天：不能說胡雪巖做慈善是為了黃馬褂。他的黃馬褂不是靠做慈善換來的，是給朝廷效力換來的，比如給左宗棠借軍費，說是報效朝廷。

慈傳媒《中國慈善家》：為了安全，和政治連接在一起，這是中國歷朝歷代商人的宿命?

易中天：宿命。

慈傳媒《中國慈善家》：現(xiàn)在這個宿命還存在嗎?

易中天：我們就不說現(xiàn)在了。

慈傳媒《中國慈善家》：那還是回到企業(yè)家自身?，F(xiàn)在，從大眾來看，大眾喜歡追捧企業(yè)家;從企業(yè)家的言行看，他們是否真的改變了歷朝歷代的自卑?

易中天：我說中國的企業(yè)家不容易，尤其是民營企業(yè)家不容易。雖然他錢賺得很多，但是在人格和精神上好像總是低人一等，也由此造成部分企業(yè)家和富二代心理變態(tài)，暴發(fā)戶到處擺闊，不懂得“樸素的牛B，低調的奢華”。民間稱之為“大金牙文化”，敲掉真牙，裝上滿嘴金牙，戴一塊金表。因為他除了錢以外沒有別的，社會沒有給那些確實靠自己的誠信、智慧、努力致富的人足夠的尊重，總認為你的錢來路不明，當然我們也必須肯定有些人的錢就是來路不明，官商勾結，這也是事實。

但是也有企業(yè)家確確實實在扎扎實實地做事，他有錢不一定做了腐敗的事情，他是有智慧的。比如一臺機器壞了，誰都修不好，請來了一個美國的技師，美國技師拿著榔頭敲一下，機器好了。說收費多少?一萬。這一榔頭就是一萬呀?他說，這一榔頭1美元，知道這一榔頭敲在哪兒了就是9999美元。很多企業(yè)家能快速致富，他就知道錢應該投在哪兒，真的靠這種智慧致富也是合法收入，我們也要尊重，不能因為人家錢來的快就不尊重人家，這沒有道理。

另外，我覺得我們的企業(yè)家應該很坦然，如果你錢掙得很干凈，為什么不能挺直腰桿，堂堂正正宣布你的光榮?為什么就為富不仁?不能為富有仁嗎?為什么說安貧樂道，不能安富樂道嗎?

 

談中國慈善基因：慈善觀是儒家的“仁”

 

慈傳媒《中國慈善家》：在美國，基督教新教是美國大商人積極做慈善的源動力。那么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的“慈善基因”來自在哪些方面?儒家還是佛教?

易中天：傳統(tǒng)社會，慈善觀還是要歸到儒家。仁義禮智信，第一條就是仁，仁者愛人，仁就是愛，孔子、孟子都說得很清楚。仁里有一條最可貴的，是推己及人，將心比心，也就是孟子說的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?？鬃拥娜蕦W結構，核心是愛，愛是基于什么呢?基于親情，叫親親之愛，親親是儒家思想最核心的。孔子認為親親是愛父母、愛子女，這是不需要教育的，是人的天性，天然會愛。但是這也只能做到愛父母、愛子女。所以親親又涉及兩條：一條是對等相愛，一條是順序延伸。對等相愛就是子女愛父母，這叫孝，父母也要愛子女，叫慈，一定是雙向的。順序延伸，從孝來講，愛父母，還有愛父母的父母……往上延伸，一直到祖宗;愛子女，還要愛子女的子女……一直到子孫萬代。橫向是悌，悌就是兄弟姐妹之間的愛，親兄弟姐妹要愛，堂兄弟姐妹要愛，表兄弟姐妹要愛……等同于兄弟姐妹的國人要愛。中國人做慈善的根基在這里。

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。這是“泛愛”。跟西方的博愛不是一個概念。博愛的前提是大家都是上帝創(chuàng)造的，大家都是上帝的罪人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。我們不是。

慈傳媒《中國慈善家》：佛家的慈悲似乎與慈善也是相通的。你怎么看?

易中天：佛家講慈悲，儒家講仁愛。慈悲是兩個詞組成的，一個慈，一個悲，慈是希望所有人都幸福，悲是希望所有人都不痛苦，不一樣的。慈善的“慈”是仁慈的“慈”，是愛。由于愛而做善事，叫做慈善。這跟慈悲有差別。佛家會講不殺生，這是悲憫情懷，屬于悲的范疇。寺院到災年也會賑災、施粥，都是基于慈。

最原始的佛教沒有寺廟，釋迦牟尼建立佛教并沒有寺廟，他到處走來走去，一無所有，不留任何錢財。

 

談企業(yè)家做慈善：是權利，不是義務

 

慈傳媒《中國慈善家》：民營企業(yè)歷經30年發(fā)展，財富巨子越來越多，他們開始廣泛捐款做公益慈善，但往往被大眾認為是為了博取聲名、美譽度，也就是其做慈善的動機時時被質疑。你的看法是?

易中天：關于這個事情，我的回答很簡單，四個字：不問動機。我一貫反對問動機。中國文化中有一個很不好的傳統(tǒng)，就是先問動機。為什么不要問動機呢?第一，動機是無法證明的，永遠無法證明，你不能一口咬定他做慈善是為了什么。第二，查明動機是沒有意義的，有意義的是結果。如果一定要問動機的話，歷史上很多事情都經不起問。

例如美國憲法是世界第一部成文的憲法，也是一部最穩(wěn)定的憲法，200多年沒有改過一個字，只有修正案，但是最初制定憲法的動機高尚嗎?一定不高尚。就是因為獨立戰(zhàn)爭的時候，政府借款、發(fā)行國債，都還不了，這些債主聯(lián)合開會，討論出憲法。

追問動機有什么意義呢?參加革命就是因為吃不飽飯，參加紅軍的人有多少知道共產主義、讀過馬克思?到餐館吃飯，為什么不問廚師是為了弘揚飲食文化還是為了掙錢?兼而有之，不可以嗎?我就不明白，到今天為止，中國人怎么那么愛問動機。

不要討論慈善家是出于什么目的做慈善。關于我們的慈善事業(yè)，現(xiàn)在要討論的是什么呢?我覺得是怎么做。怎么做比為什么做重要得多。因為結果是需要資助或幫助的人得到了資助和幫助。我們與其糾纏動機問題、道德問題，不如討論方法問題，怎樣把中國的慈善事業(yè)做得更好。

慈傳媒《中國慈善家》：關于怎樣把慈善事業(yè)做得更好，你有哪些建議?

易中天：我希望貴刊利用你們的影響力來引導輿論方向，比如怎樣建立更好的慈善組織，怎么保證善款到位，怎樣保證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實實在在得到幫助，我們還要研究哪些領域還需要人去幫助。我就很想你們搭建一個信息平臺，因為現(xiàn)在很多人想做慈善，但是他把錢給誰?是吧。我覺得你們這個有影響力的刊物可以來做這個事，這本來是政府該干的事，你們可以做，告訴我們哪些哪些還需要善款，有哪些方式可以把善款送到位，他們需要實實在在的幫助，務實的。慈善家不可能親力親為，做不到，除非是從企業(yè)退下來的，很多人只是出錢而已，研究這些，比討論動機重要多了。動機是個偽問題。

慈傳媒《中國慈善家》：除了質問動機，還有一個問題。每有大災難，社會都會有一股讓企業(yè)家捐款的強烈聲音，面對這種軟性的“逼迫”，企業(yè)家大多“從了”，您能從歷史和現(xiàn)實兩個維度解析一下原因嗎?

易中天：這是沒有道理的。我一再說慈善是權利，不是義務，有權行使，也有權放棄。我很擔心在現(xiàn)在輿論環(huán)境下，把慈善從權利變成了義務，這就糟糕了。權利的特點是什么?可以行使，可以放棄，每個人都有慈善的權利，你捐款叫行使權利，不捐款叫放棄權利，都是合法的，都是正當?shù)?，不能夠逼捐?/div>